从文学伦理学视角解读宋丽伶

从文学伦理学视角解读宋丽伶

社科学论文来源未知2019-09-19 15:03:541720A+A-

浅析《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幸福观

幸福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讨论主题,也是人类对美好生活不断追求和前进的一个目标。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快乐的理解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同时对善和幸福的关系也做出了重点的探讨。本文借助研究亚里士多德的

  《蝴蝶君》是美籍华裔作家黄哲伦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宋丽伶复杂的伦理身份决定了其与伽里玛的交往终究陷入一个个的伦理困境,黄哲伦写出了一个东方人与西方人相处固有的矛盾冲突。在困境中,最终民族的身份让宋丽伶最后做出了伦理报复的选择,也因伽里玛的殉情传达了黄哲伦其颠覆原有东西方权力关系的愿望。

  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是20世纪最出色的美国华裔剧作家,其代表作《蝴蝶君》于1988年在百老汇的尤金·奥尼尔剧场公演并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作品也为黄哲伦赢得了美国戏剧界最佳戏剧奖——托尼奖,奠定了其在美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蝴蝶君》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该作品对东方主义的颠覆、打破西方传统对于东方的刻板印象或者对《蝴蝶君》背后的文化研究等。然而,如果只把研究视角局限在“东方主义”这个层面,那么《蝴蝶君》无疑有其政治 及时代局限性,更不能称作对人类进步及人文书写有意义的经典。所以,从文学 伦理学 视角挖分析其伦理身份、伦理困境及伦理选择,将其上升到人类共之的道德 情感关系的探讨上,才更能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

  一、伦理身份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身份是由人的身份与伦理环境结合在一起构成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标示或者象征,它还承载着伦常法律 所规定的责任、义务和束缚等”。 作为男旦的戏剧演员,宋丽玲因其特殊职业性伦理身份对伽利玛产生强烈的同性之爱。回顾中国百年来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凌辱的历史并结合宋丽伶生活的时代背景,宋丽伶对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之恨。文革期间人们推崇者中国礼义的传统习俗,职业是戏子的宋丽玲是被人看不起的。而伽里玛却对宋丽伶十分欣赏与爱护,让宋丽伶感受到了其身份的存在意义。京剧旦角的职业设定及东方人的身份都在本质上决定了宋丽伶对伽里玛这个西方男性的爱,也是无声、阴弱落后的东方(女人)对先进的、阳刚的、理性的西方(男人)不可压制的仰慕与爱。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东方人的伦理身份,宋丽伶无意识地把伽利玛想象成西方霸权主义的代表,落后的东方遭受着西方霸权主义的欺压和凌辱。宋丽伶的民族伦理诉求支撑着其对伽里玛的恨,甚至是反抗。宋丽伶恨的伦理诉求在表达东方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和东西方刻板印象不满的同时,也宣泄了美籍华裔对于美国社会 对于少数族裔歧视的愤恨。恨的伦理诉求也驱使宋丽伶提供假情报导致伽里玛遭解雇被遣送回巴黎,并在最后的法庭上扮演秋秋桑的角色自杀终结。

  二、伦理困境

  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脱离语境的研究是对作者意图的篡改。宋丽玲隐忍地承受着内心对伽利玛的同性之爱与种族之恨的矛盾,在这种极端的爱与恨的纠结间,转化为“蝴蝶夫人”故事中平克顿式的霸权角色,开始对伽里玛的男性身份发出挑战并最终逼迫其穿着蝴蝶夫人的和服自杀死去。也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身份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伦理身份的变化直接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

  “当代女权主义者不仅坚持性别的可选择性,更强调性别本身的表演性”。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同性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被视为病态的、扭曲的。当伽里玛六个星期没有去看望宋丽伶后,宋写信说:“有时我恨你,有时我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想念你”(p56)。这里的恨,既是恨伽里玛没有来,更是恨伽里玛是个霸道蛮横的西方侵略者的现实,而自己的民族身份就是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弱势东方人。然而,内心对伽里玛产生的同性之爱无法浇息。在宋丽伶的公寓,伽里玛带着提升的消息来了,“是的,我是你的蝴蝶”(p63),而伽里玛不知道的是,宋丽伶的民族身份一开始就决定了其根深蒂固的怨恨。


  三、伦理选择

  “文学作品在描写禁忌的同时,人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也得到真实的充分的描写。作家对人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的揭示中,我们看到了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对于人的命运的影响”。《蝴蝶夫人》盛行的历史语境下,宋丽伶是没有嗓音的,但却优雅,柔弱,传统中国服装、日本女性和服、宽松的睡袍,“我的鲁莽行为让我的皮肤发烫”,宋丽伶一步步地打消了伽里玛对他男性生理身份的窥探并呵护备至。为了强化伽里玛的东方女性幻想,宋亲自为他沏茶,并写一封有一封信谴责他的冷漠,告诉伽里玛她已经无可抗拒的爱上了他。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从伽里玛那里获取有关越战信息等情报,宋极力装扮符合外交官想象的形象。为了博取绝对的信任,宋丽伶带来了孩子,“我将抚养他,他是我们的孩子,可他永远不会成为你在中国之外的负担”(p106)。为了让伽里玛进入其报复圈套而达到报复西方的目的,宋丽伶利用西方对东方刻板印象和“中国的敌人搞最低下的性变态活动”(p110)。宋丽玲在旦角身份的掩护下,扮演者一个符合西方男性幻想的柔弱“蝴蝶夫人”,用其柔弱的美骗取他的信任和感情,并用绝对的服从与阴弱从他身上窃取情报。目的达到后,宋丽伶暴露出其男性象征给他最后的致命一击,这是被精神阉割的亚裔男性对西方的一种“将计就计”的复仇行为,充分暴露了黄哲伦对于被“阉割”的愤怒。在最后一刻宋丽伶在伽里玛面前暴露出其隐藏很久的男性生理特征,并一步步压迫至伽里玛换上蝴蝶夫人的服装自杀,这一系列情节一方面实现了宋丽伶与伽里玛性别身份的互换,也实现了东西方权力关系的颠覆,更传达出黄哲伦希望西方强权者对东方献祭的复仇愿望。

  四、结语

  在伦理身份的冲突之下,宋丽伶如何通过扮演伽利玛心目中的蝴蝶夫人来最终达到控制伽利玛,报复西方的目的。宋丽伶复杂的伦理身份决定了其与伽里玛的交往终究陷入一个个的伦理困境,黄哲伦写出了一个东方人与西方人相处固有的矛盾冲突。在困境中,最终民族的身份让宋丽伶最后做出了伦理报复的选择,也因伽里玛的殉情传达了黄哲伦其颠覆原有东西方权力关系的愿望。

  作者:周思琦 来源:世纪之星·交流版 2016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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