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人类学新篇

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人类学新篇

人类学学生的肯尼亚日志

“我在恩贡山有一座农场……”这是凯伦布里克森在《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里的第一句话。我去夏威夷的时候,奥巴马的老乡们坚持说他是“俺们的总统”;阅毕他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发觉

民族语言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交流,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大规模接触。然而,语言接触并不限于语言表层,不限于语音、语法和词汇,它还涉及使用语言群体的其他方面,尤其是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即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人类学较新领域,这项研究超越仅涉及能指一所指关系的“纯”语言结构研究,把文化象征、地方知识、感情、利益、政治等社会因素纳入语言研究中,使语言研究更容易结合现实生活,更适应社会变迁,更富于学术生命。
  语言意识形态是关于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的一系列语言信仰。这里讨论的语言意识形态指在社会生活中语言与人类之间的象征关系,是社会结构与言说(talk)形式之间的中介;语言意识形态把语言和认同、权力、审美、道德及认识论联系在一起,反映基本的人观(personhood)和社会制度。由此推论,语言意识形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语言的内部结构的信仰,即关于语音、语法、词汇的信仰,这尤其表现在正字法和文字改革方面;关于语言外部环境的信仰,如通过语言表达的对前述文化象征、地方知识、感情、利益、政治等社会因素的信仰;关于语言内部结构和语言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实践的信仰。语言意识形态是言语实践的中介,也是言语实践的结果。这完全符合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二重性,即“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言语属于社会实践,所有社会实践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言语活动。言语活动以语言意识形态为中介,受它的制约;同时,言语活动在信息交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又重新生产语言意识形态。如果说语言意识形态所涉及的前两个方面是为了方便分析而做的人工“悬置”的话,那么后一个方面则属于语言意识形态的“常规”状态了。
  阿帕奇(Apache)人经常举行治疗仪式,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在仪式期间,除了巫师,其他人都不得说话,因为他们认为,从动植物到矿物,从神灵到天体现象,都有无形的力量,利用好这些力量能使人受益,违背了会遭报应,患上疾病;巫师行医时要全神贯注,别人不能说话让他走神,这样他的神力才能进入病体或者把病人包围起来。根据阿帕奇人的观点,以上这些情况都有不可预测性,都有潜在的危险,因此以保持沉默为上策。17世纪的贵格会(公谊会)教徒,作为基督教的黑马,反对正统教会的虚套子,反对说空话。他们尽量保持沉默,在沉默中聆听上帝之音,内视上帝之光。贵格会信徒拒绝使用“早安”、“晚安”、“再见”之类的客套话,认为那是说慌;上法庭他们拒绝发誓,认为那是虚伪。他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有的死在狱中,有的遭到殴打,有的被没收财产。贵格会的沉默与说话相对,沉默并非绝对,心中的上帝让你说话,你会不由自主地说话,不能违抗;上帝没有让说话而说话也是不允许的。说与不说,行与不行,取决于内悟,即上帝的旨意,不取决于外界的压力、传统的习惯和利益驱动。说话和沉默,布道与祈祷,是语言意识形态的仪式表达,属于社会行动,很难把它们人为地划分成口头语言、身体语言而单独寻找其各自的意义。表现为语言意识形态的社会意义分布在这些社会行动中,表现为整体的语言意识形态,而非由整体剥离出来的孤立意义。这里只有互动的意义,没有静止的意义;只有历史的意义,没有超越时间的意义。
  自民族国家问世,各个“人们共同体”争相“建国”,划分国界,建立外交,识别民族,确立语言。各族体民族主义围绕语言问题争夺社会资源,以形成社会强势。在强势语言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主流话语中,判定语言地位就是判定语言使用者是否属于“文明世界”,判定他们有无“公民”或“现代人”资格。极端民族主义者把其他某些民族的语言说成“禽兽之言”、“鸟语”,等等,把自己的语言说成“文明”的象征、优美的音乐,等等。在比较多见的民族主义语言意识形态中,自己的语言词汇丰富,表达力强,语法精确,语调优雅;别人的语言词汇贫乏,语调粗俗,没有语法,不能表达现代科学技术,从而不能表达现代文明。
  根据斯皮图尼克(spitulnik)的研究,赞比亚有73个族群,15―20种语言,英语是中性官方语言,另有7种官方语言:Bemba,Kaonde,Lozi,Lunda,Luvale,Nyanja,Tonga。这些官方语言都是国家电台的语言,但它们在广播时间的分配上有较大差别,反映了不同的语言地位,从而也反映了国家语言意识形态。1990年,赞比亚有三个国家级广播电台,它们是一台、二台和四台。广播四台是立体声广播,24小时不问断,是英语广播;二台是中波、短波和立体声广播,也是英语广播;只有一台使用其他7种本地语言广播。在一台使用的语言中,Bemba和Nyanja为大语种,使用者各占赞比亚人口56%和42%,配有黄金时间。其他语言在广播的时间配额和安排上比前两者存在很大差距,其中有三种语言即无每天播送的配额,也没有午餐时间的配额。这也符合国家给这些语言的价值定位:英语地位最高,是殖民地语言和国际语言,用于国家行政、高等教育、电视台、电台和日报;Bemba和Nyanja次之,属于都市交际语;Bemba、Nyanja、Lozi、Tongao为优势族群语言,用于学校教育、电台和月报;Kaonde、Lunda、Luvale又次之,为西北省份语言,也用于学校教育、电台和月报。其他语言则没有什么地位。
  现代化的主题是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相当于建设民族国家,即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言”的理想。在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型中,语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展或恢复一种国家语言是国家标准的体现,也是国家权威的体现,是公民义务教育、现代化人才建设的必要条件。不分族别、地域的标准语有利于国家行政工作,有利于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个稳定连贯、高效率的社会交流环境。尽管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西方式的“标准”民族主义却要求“同文”、“同种”、“同国”,“同文”,既引发语言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引发言语活动乃至社会实践的冲突。盖尔纳在叙述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时候,把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问题归入国家监督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有道理的。
  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同步发展的例子具有典型意义。埃林顿(Errington)指出,1928年10月28日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群岛)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召开的“青年大会”上,一群受过荷兰教育的各族精英宣布“马来一印度尼西亚语”为未来国家的官方语言,以实现“一个祖国,一个人民,一个语言”的国族主义目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这种语言也不过是马来语的行政方言,有大量克里奥尔语形式,拥有数百万当地人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居民。到如今,摆脱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进入了民族国家的建设和长期发展阶段,颇具人工语痕迹的马来一印度尼西亚语已经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国家语言,它面对的是1.9亿各族人口,凌驾于400个左右不同的语言群体之上。1991年印度尼西亚高级官员在中爪哇首府三宝垄(semarang)召开会            议,成立爪哇语言议会,主持人是苏哈托总统,他本人就来自爪哇。与会的六百多位代表讨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语言即爪哇语的前途问题。许多人痛感爪哇语前景暗淡。但是,会上讨论的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爪哇语(bahasa Jawa),而是殖民地时期少数贵族精英所使用的口语和书面语(pfiyayi)。在印度尼西亚建设国民国家的“新秩序”中,爪哇语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不仅不对国家构成威胁,而且还是可供利用的推陈出新的文化资源。苏哈托总统在会议上号召语言学家们研究体现在爪哇语正字法中的爪哇哲学智慧,用来培养和弘扬爪哇精神。继承和发扬古老的爪哇文化,符合国家新秩序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国家作为语言文化“监护人”的形象,可以为“领土化”(territorialized)的族群认同提供参照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民族国家,政府识别的少数民族迄今为止有55个,他们使用的语言超过120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确立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和教育方针,建立了配套的少数民族学校制度和行政机构,体现了有中国特点的官方语言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行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文字;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够熟练使用两种以上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应当予以奖励。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2001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语言文字的法律,它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全国通用的地位,确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方通用的地位,规定了两级通用语言文字,既保证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重要作用,也保证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尤其重申了“各民族才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语言意识形态直接涉及“元语言”(用来讨论和评价语言的语言)和“元语用”。评论如何进行语言教学一方面是在使用“元语言”,另一方面,这种对“元语言”的使用本身也构成了“元语用”,@说话即行事。“元语言”和“元语用”的二分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意识形态的功能,把握它的本质。无论是民间的言语活动还是政府的语言规划,都离不开用来讨论和评价某对象语言的语言(元语言),而在使用一种语言讨论和评价对象语言的时候,这个言语活动也就成为“元语用”。“元语言”因“元语用”而存在,“元语用”以“元语言”为中介,它们这种“类结构二重性”关系也对应于“语言意识形态是言语实践的中介和结果”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不过,语言意识形态最终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反映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以及这些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过程,并在这类对话和协商过程中实现自我和复制自我。主流社会的语言意识形态话语常常把非主流社会的语言说成“缺乏科技词汇”,“不能表达现代观念”,“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等等,这种对于“元语言”的“元语用”表现了自我中心主义,无视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不利于跨族、跨国的“美美与共”。
  如果说在语言意识形态中表达的语言权利是文化权利的一部分,那么语言权利和文化权利一样,都属于基本人权范畴。不过,人权话语建立在普遍原则之上,追求理性,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强调特殊,不强调特点。这样,普遍话语和全球话语相结合,如果不加慎重分析,就容易变成“市场话语”,即把语言和文化都看成脱离社会环境的物类,或者加以对象化,让它成为类似商品一样的东西,按照市场或者普遍的(西方)原则来设计方案和解决问题,造成不同程度的事与愿违现象。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霍皮人社区,地方政府支持一所社区学校推行双语、双文化教育,但在几年之后宣告失败。出乎人们的意料,当地的霍皮人精英反对在学校教授霍皮语和霍皮文化,因为在当地霍皮人的传统中,本族语言和文化只能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授,主流社会的学校教育只能让孩子们学习“白人文化”。多数霍皮人精英对霍皮文字方案也不感兴趣,对编纂霍皮语词典也表示担心,怕外人了解霍皮语言和文化,影响霍皮语言和文化的自治;怕词典像课堂教学那样,把霍皮语言的语音和语义固定下来,变得异化和僵化;怕词典会偏袒某个方言,降低其他方言的地位。此外,有的地方语言可能是宗教语言,有神秘性,不宜暴露给外人,这也给学校公开教育、设计文字和编纂词典等“文明工程”带来阻碍。仅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言,法律会对某些人更平等一些。如果我们提倡动物权利,我们是否要保证狮子吃斑马的权利?“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要更平等些。”笼统地提倡人权和语言一文化权利会忽视跨族、跨国及族内的基于社会性别、种族、地位、宗教等的不平等乃至压迫。世界之纷繁对人类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人的主体性要和客观规律相结合,普遍性要和特殊性相结合,在理性追求的同时也要注意权力话语。
  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身处信息时代,研究语言意识形态有利于人们认识语言和语用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越来越显著的角色,突破对“物的依赖”,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探讨新型文明样式,推动社会和平共处,平等交往,加深理解,走向新的和谐。
  
  (纳日碧力戈,讲座教授,贵州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贵阳,550025)
  [责任编辑: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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