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生的肯尼亚日志

人类学学生的肯尼亚日志

语言意识形态:语言人类学新篇

民族语言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交流,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大规模接触。然而,语言接触并不限于语言表层,不限于语音、语法和词汇,它还涉及使用语言群体的其他方面,尤其是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即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人类学较新领域,这项研究

“我在恩贡山有一座农场……”这是凯伦布里克森在《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里的第一句话。我去夏威夷的时候,奥巴马的老乡们坚持说他是“俺们的总统”;阅毕他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发觉他对于肯尼亚亲戚的描述饱含深情。
  作为人类学的学生,早已耳闻大名鼎鼎的《白马赛》(the White Masai),这个被我的美国朋友誉为“神经兮兮的白女人一见钟情了一个马赛人然后就结婚了又离婚了”的故事;我爸去了遭受种族大屠杀的卢旺达当志愿医生两年,回来给我讲种种非洲神奇经历⋯⋯所有这些,都坚定了我去肯尼亚的决心。
  然而下了飞机,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伍等待出海关,这只是对于非洲式办事效率的第一次体验。
  
  孩子们的Mzungu
  
  去贫民窟是第二天,对比那里的条件才知我住的有多么奢侈,穿越重重臭水沟,嵌满废弃塑料袋残片的土疙瘩(下雨后非常泥泞以至于无法行走),座座用硬纸板和废木料还有波形铁皮搭成的低矮房屋,走到日托学校。
  日托里一群非洲宝宝及当地人激动地唤我作“Mzungu”,就是白人。在他们的分类体系中,只要不是黑人就是白人。有些人看了香港功夫片认得中国人了,于是每每见到亚洲长相的人就激动地说“Ching-Chang”。我听不明白他们说什么,后来问了无数当地朋友,得到的答案是从功夫电影里面学来的,对此我深表怀疑。
  我的实习工作内容包括给日托学校的学生上课、管理学校、帮助老师制定项目和每周三次家访,走访贫民窟的“艾滋病家庭”。
  日托学校的学生年龄从1岁到6岁都有,按照年龄分为四个班级。孩子们的热情犹如一把火,每次“Mzungu”一出现,就不断喊“How are you”逐渐喊成一首歌。课间休息时,我的脖子、腿、双臂上总是挂着一堆孩子,他们还热爱握着我手不放,当时无奈我只有两只手。这些孩子并不像国内的孩子们一样,被父母疼爱并悉心照顾,学校教育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有时甚至是生存需要,在这里他们至少能吃上一顿免费的午餐。
  孩子们大概觉得这个“Mzungu”很有趣脾气又好,如果我单独上课,他们总是闹成一团,他们的老师不得不进来呵斥几句,强迫他们站直双手抱胸,孩子们顿时如绵羊般服帖。我没见过如此“阵势”,非常震惊老师强硬的“治理手段”,但迫于形势,我每次上课必须带上这个老师当翻译加“保镖”。
  我总共为孩子们设计了三个项目:图书馆项目、“开眼看世界”和“红心”。
  孩子们的图书室里其实有很多英文好书,但是没有分类、没有合理利用,而且先前其他外国实习生带当地小学生去图书室开展艾滋病教育时,发生了几起丢失财物的事件。于是我买了很多标签贴纸,把几百本书一一编号、用excel列目录,课余让低龄的孩子去触摸图书,并指着图片重复对应的英文单词。
  一次我给孩子们看有关E.T.的电影《第三类接触》,看到外星人的食指和人类的食指指尖相对的画面,他们觉得太有趣了,纷纷和我试验这一动作。我注意到,孩子们的指甲很长很脏,还喜欢放在嘴里面吮吸。我赶紧去买了指甲刀,一个个给孩子们剪指甲。大约50多个孩子,排着队,那天我剪了500多个指甲。
  “开眼看世界”会给孩子们看我旅行各国的照片和视频,介绍中国的文化,也介绍我去过国家的风土人情。我想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广阔的,并不只是他们眼前的景象。
  最后的项目叫红心,类似于中国小学里给表现好的孩子贴小红花。“小红花”对于非洲老师太新颖,我不得不解释数次直到他们明白。我让老师们把所有孩子的名字写在一张黄色的大卡纸上,然后一起讨论制定了奖励政策并且翻译成斯瓦西里语(当地语言)给孩子们讲解。
  除了教孩子们英文,我主动请缨教感染艾滋病的妇女英文,学校接受了我的申请,让我半天教孩子、半天教大人。妇女们的英文参差不齐,我问她们想要学什么,她们说学服装相关的英文,怎么写E-mail,还有怎么申请工作。我带着我的电脑让她们一个个适应键盘、帮他们申请电子邮箱。最后的一堂课她们竟然集体打出了一封写给我的电邮!
  不过她们的不守时是一件很令人恼火的事情,她们遵循肯尼亚时间,每次我必须等待一个多小时才能上课。有位妇女甚至说:“我们就是不会遵守时间。”无奈之下,我跟妇女们说:“如果你们迟到超过10分钟,今天就不上课。”这样她们才学乖了。
  
  与“艾”有关的女人们
  
  我的工作内容还包括家访,所去的家庭是由被丈夫或男友抛弃的感染艾滋病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组成。他们住在以每月600先令(不到40元人民币)租来的屋子里,周围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孩子们光脚在泥泞中玩耍,鸭子和山羊在屋外啃垃圾喝蓝绿色的污水。
  有些妇女在极度贫困下还保持着一定的尊严,尽可能维持破旧棚屋里的整洁,床单拉直,沙发背上铺着白色钩针的饰布……苍凉中透着生气,让人感觉还有希望在。我最害怕看到的是年轻的脸上带着破罐子破摔的神情。
  我家访过的妇女,她们的艾滋病大多是配偶或男友传染给她们的,那些贫民窟的男人们,发现她们得了艾滋病后,就抛弃妻儿又去找新的女人。贫民窟的女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强奸,也不明白自己有权力说不。
  很多女人谈到她们的愿望时都会说买食物、修房屋、交房租、给孩子上学。但反而这些贫病交加的妇女并没有直接向我要过钱,而其他生活状况好很多的人、那些占了无数善良外国实习生便宜的人,毫无廉耻地伸手向我要钱。我甚至担心,通过机构捐赠善款是否能递到家访过的妇女手中。因为我亲眼看到自己原本捐赠给贫民窟妇女的凉鞋,第二天就穿在了机构负责人脚上。
  
  当一个“白人”
  
  慢慢地我明白了,在恩贡这个小城,“白人”就意味着有钱。所以能和我搭上话的妇女们开始讲述自己悲惨的身世恶劣的经济状况;路上小孩跟我要零钱吃零食;我买东西也总是被小贩索要超过正常价格的几倍的“Mzungu价”。
  有来自偏远马赛村庄的年轻男孩问我“有几副太阳镜?用不了就给我吧”;有恩贡年轻人送我去内罗毕时索要我的MP3;有动不动让我捐钱、捐中国产强效蟑螂药的社工;还有不会讲英文专门请人写了潦草的英文信让我资助她三个孩子上大学的马赛妈妈……
  陌生的公车售票员问我“你结婚了吗”,这不是最夸张的情况,同样在内罗毕的一位美国朋友说一位售票员看到她一分钟就问能不能和她结婚,然后一起回美国。
  “白人”也意味着地位。当地人尤其是男性如果和我一起散步,一路上总是兴致勃勃地与人打招呼,哪怕是陌生人,生怕别人忽略他身边有个“白人”。
  在我工作的日托学校,一位叫朱迪的老师说:“我多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肤色,你这样的头发!”朱迪想嫁一个中国人,因为她觉得中国人不会打老婆。
  说到后殖民的审美观,我一下联想到头发,头发是非洲女人永远的痛。那些女大学生无数次强调能长出我这样又柔软又长的头发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她们的头发都是细密的羊毛卷,非常坚硬,且一沾水拉直的头发就卷回去,像电话线一样。所以她们干脆不洗头发,甚至去理发馆也不常洗,只是用刷子和吹风机使劲吹直了。
  我本着一定要努力尝试并融入当地文化的心态,视死如归地走入一家周围总有山羊在吃草的美发店,编了一头朝右倾斜的小辫出来。办公室所有社工和艾滋病患者都不厌其烦夸美。日托的孩子们对我忽然有了一定的认同感,“Mzungu发型怎么和我一样?”老师说我真伟大,其他白人就不屑于梳这样的发型。确实是这样,我认识的两位“白人”运动员朋友就十分惊讶,尤其是我当时还嚼着“白人”从来不屑于吃的牛杂。
  肯尼亚的大学生能讲流利英文,有礼貌有教养,对待外国人亲近而不狎昵。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国家,但对于自己国家的缺点他们从不掩饰而是正面对待,不掩耳盗铃般辩解而是希望日后能做出改正。因为他们,让我觉得这个民族非常有希望。
  在马赛马拉认识了几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德国的莉莉说喜欢肯尼亚是因为人们都很开心,英国的卡米拉说想要在这里工作呆上四年,美国的梅格说她工作的教会是少数不腐败的机构之一,俄罗斯的维多利亚说肯尼亚景色真美……
  同车的印度肯尼亚裔穆斯林夫妇问我是怎么能跟各国人交上朋友的,我笑笑告诉他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国别,我走过五大洲去过十大国,常常思考人性和文化里有多少是我们共享的,我甚至相信,人性是相通的,包括美好的和丑恶的。
  责任编辑:刘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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